文：厦门大学 郭勇健 教授简介：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人文学院艺术学硕士生导师。已出版著作有：《永恒的偶像——关于雕塑》等 。
萧何是“豪杰”，张良是“奇士”。虽然陈平曾对刘邦自称“奇士”，但是张良之奇，显然更在陈平之上。
张良在思想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家。他的思想受到了道家人物黄石公的影响，特别善于谋略和迂回战术，张良一辈子都靠他的精彩的迂回战术前进的。先说这么多吧，最近开了一个专题专门讲张良的，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我，平均两天。
“奇士”之“奇”，首先有奇异、奇特、特异、神奇、非同寻常的意思。张良的事迹，笼罩着一股浓厚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息；张良的行踪，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神出鬼没，用孔子当年形容老子的话说，“其犹龙乎？”；张良的一生，不断地有些“奇遇”，总有机会与侠客、隐逸、精怪、神仙等打交道。这个明显的特点在汉初的诸风云人物中是少有的。“奇士”与“弃世”同音，张良的生平事迹简介，其意义似乎也有某种关联。“奇士”多半是世外高人，或者即使未曾出世，多半也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以张良之“奇”，颇有一种“超然拔俗”、“遗世独立”、“游方之外”、“闲云野鹤”的气象。张良的气质，在“王者之师”以外，的确还有“方外之士”的味道；张良的行动，往往携带着一个超世俗的世界作为背景。这使他与刘邦手下那些以建功立业、裂土封侯为最高人生目标的将士谋臣似乎大异其趣。
这一点在张良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张良这只狐狸，一生多姿多彩，惊才绝艳，其间曾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建立不世功勋，将自己造就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帝王之师”，这些事迹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从根本上说，张良在葡萄园中大快朵颐的这一人生阶段，与萧何、曹参等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不足为奇。张良之“奇”，特别奇在他的进与退的方式、登场和退场的过程。“刺杀秦皇”和“黄石授书”的故事，发生在张良辅佐刘邦之前，可代表张良的登场；“商山四皓”的故事，发生在张良封侯食邑之后，可以代表张良的退场。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张良的第一次亮相就显得光彩照人，不同凡响。
张良以一个复仇者的身份登场。张良是韩国人，张家“五世相韩”，可想而知，张良对韩国感情相当深厚。虽然父亲早逝，但张良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仍然相当幸福地渡过了童年和少年。大约在张良二十岁时，秦灭韩，国破家亡的厄运突然降临。从此张良便有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心灵充满仇恨，一心要为韩国报仇复国。当时家中还有奴仆三百人，张良完全弃之不顾，弟弟死了，也没有心思为他好好地下葬。“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召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现在张良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带着他的全部家产足有万金之资，到处寻访他的荆轲。据说曾经“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大力士。张良为大力士铸造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秦始皇二十九年，张良和这个大力士潜伏在“博浪沙”这个地方，用那只一百二十斤的铁锥投向秦始皇。遗憾的是，由于距离太远，这一锥“误中副车”。
晚年的张良总结自己的一生，遥想当年，认为自己的刺秦之举足以令“天下振动”。明人陈仁锡则拍案叫绝：“子房一锥，宇宙生色！”张良虽然年轻，着实不凡。在刺杀秦始皇的事迹中，其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意志，一往无前的胆量和勇气，已经令人叹为观止，而一击不中，居然能够全身而退，从容逸去，则简直令人疑为奇迹。
张良刺秦皇，不如荆轲刺秦王来得有名。荆轲刺秦王，由于一再被史家与诗人所歌颂，现在已经妇孺皆知，深入人心，其实张良并不比荆轲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不论是荆轲刺秦还是张良刺秦，这件事的结果都是失败，并无差别，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行动的方式和风格，而这种方式与风格是值得比较的。
第一，有意识与无意识。荆轲刺秦，本来不是自发自愿的有意识的复仇行动。荆轲这个人的特点，无非就是认死理，敢豁命，武功好，酒量大；韩信评价项羽的八个字“妇人之仁”、“匹夫之勇”，可以原封不动地用在荆轲身上，由于被燕太子丹的小恩小惠所收买，荆轲抱定“君子死知己”的僵化信念，心甘情愿地当了工具和炮灰，一条小命就这样奉献出去。张良可不像荆轲那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样只会动身体、不会用思想。他有目标：刺秦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复韩，这起点就比荆轲的私人的报恩来得高；有计划：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精心的筹划，不像荆轲激于一时义愤，仓促成行；有步骤：散家财，寻刺客，铸铁锥，定奇策，行狙击，退江湖，这与荆轲寄希望于偶然的侥幸心理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奇”与“正”。表面看来，荆轲“提剑出燕京”，直接找上秦始皇，面对面地单挑独斗，一决生死，显得磊磊落落，堂堂正正；张良不愿以卵击石，有意避开正面冲突，隐伏野外，伺机而动，突然袭击，显得有些偷偷摸摸，鬼鬼祟祟，有些不太光明正大，而一旦功败垂成，立即拔腿就溜，更是毫无“气概”，一点也不“英雄”。其实，荆轲用“正”，那是常人的思维，直来直去，按部就班，有进无退，往而不返，结果死得愚不可及，毫无意义，还不如一只蚂蚁；张良用“奇”，则符合老子“曲则全”的智慧，谋定而后动，功成而身退，其行事方式显然高明得多。当然，张良刺秦之举是失败了，没有“功成”，只有“身退”，但即便是“无功而返”，难道不比同样无功却白白搭上一条性命来得有意义吗？
第三，无名与有名。在对待生死问题的态度上，张良与荆轲也大不相同。正如陶渊明《咏荆轲》的诗句，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明知自己必死无疑，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中不乏世俗的算计，即甘愿拼着一死，换来流芳百世。这也难怪荆轲本来就没有更为崇高的目标，现在不如干脆豪赌一把：无论我刺秦成功与否，只要舍却一身臭皮囊，就算已经报答过“知己”了，至于还能博得响亮的“后世名”，那就是我额外的赚头了。的确，荆轲死得可谓“轰轰烈烈”，激动人心，令人同情，正如陶渊明所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然而荆轲之死，除了给后人提供了审美的可能性和让秦王再一次庆祝成功，简直毫无价值可言。张良则有更高的目标，长远的打算，欲留有为之身，行有为之事。这就是“灭秦”和“复韩”。至于世俗的评价，后世的声名，那就不是张良所要考虑的了。所以张良决不轻生，甘于无名。不为世俗声名所累，善于安排自己的死亡，这正是古代道家所推崇的人生态度。
总之，张良的人生态度和行事风格，在刺秦一幕中便已初露端倪刺秦之后，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张良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从河南逃到江苏，藏在一个名为“下邳”的地方。这一藏就藏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张良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结交并收留了杀人亡命的项伯，这件无意为之的事情，却使张良后来，在“鸿门宴”事件中救了刘邦一命；二是熟读意外获得的奇书《太公兵法》。
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族，汉初颍川父城人（今河南宝丰）张良是秦末汉初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列为“汉初三杰”。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首都阳翟任过五代韩王之相。秦国灭亡了韩国，张良。
张良是怎么得到《太公兵法》的呢？有一天，张良得闲出来散步，走在一座桥上，突然看到一个粗布短衣的老头迎面而来。到了张良面前，那老头装做不小心，把鞋子掉到桥下，然后看了看张良说：“小子！下去为我捡鞋！”张良先是一怔，继而大怒，这老头，如此无礼！当即便要揍他一顿，看见对方年老，便勉强忍气吞声，到桥下把鞋捡了上来。那老头又倚老卖老地抬起脚来：“伺候我穿鞋！”张良心想，鞋都替你拾了，索性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便跪下来伺候老头子穿鞋。老头伸脚接鞋穿上，呵呵一笑，扬长而去。张良目送老头远去，觉得这个老头有些不可思议，定非常人。正思量间，老头又返回来了，对张良说：“你小子不错，孺子可教！五天之后一大早，你可以到这里来与我相会。”张良又惊又喜，连忙毕恭毕敬地跪下来说：“诺！”五天之后，张良应约前往，老头已经先到了，怒骂：“和前辈约会，怎么可以迟到！”让他五天之后早点来。第五天，张良一听到鸡叫就赶了过去，不料老头又已经在那里了，一见到他就骂：“又迟到了！你这是怎么回事！”让他过五天再来。 这一次，还不到半夜，张良就来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头也来了，笑着说：“理当如此！”随即掏出一篇竹简授予张良：“熟读这部书，便可以为王者之师。十年之后你当出世，辅佐帝王。十三年之后，你将在济北见到我，榖城山下的那块黄石就是我。”说罢转身而去，从此张良再也没有见到他。待到天明，张良才看清这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黄石授书”的经历，奇人、奇事、奇书，一应俱全，正可谓不折不扣的“奇遇”。这个奇遇有两个地方值得推敲：一是神秘老人“黄石”，一是奇书《太公兵法》。
张良的“黄石”，可不是曹参的“盖公”。“盖公”再神奇，毕竟是一个人，“黄石”却不是人。所谓“黄石”，其实也就是一块黄色的石头，只是这块石头已成精怪，一旦变幻人形，就化身为后人称之为“黄石公”的神秘老人，十三年后，张良随刘邦经过济北，果然在榖城山下见到那块黄石，于是郑重其事地请回去供奉起来。张良去世之时，与那块黄石葬在一起，后人每年祭祀张良时，同时也祭祀黄石。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记录了关于黄石的传闻，并发表评论道：“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物”，也就是灵物、精怪。智者认为世上没有鬼神，不过精怪或许还是有的，然而就算有精怪吧，留侯张良所见到的那个老头，居然还赠给他一部奇书，这难道不是奇事一桩么！高祖刘邦一生曾多次陷入困境，往往靠张良所献奇策，才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这难道都是人力所致么！
司马迁的言外之意，不难猜测。在这个奇遇中，作为精怪的黄石公本身真实与否，其实并非重要，其实不必追究。刘邦信不信，那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只有刘邦和张良两人在济北榖城山下见到那块“黄石”的原因所在。而刘邦为何不信？因为据说持有那精怪所赠之书的张良确实曾经多次帮助刘邦摆脱困境。而张良之所以能够为刘邦屡建奇功，难道不正是由于那黄石精怪所授予的《太公兵法》么！
那么，《太公兵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关于《太公兵法》的情况，有着三种可能：也许是张良自己著书而假托“太公”之名——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情，也许是张良在无意中得到了某人假托“太公”之名所著的伪书，也许世上从来就没有《太公兵法》一书。在班固《汉书·艺文志》里，所列“兵书”的目录中没有《太公兵法》，倒是在“道家者流”的目录中有一部《太公》。班固认为，《太公》，可能是近世假托周朝太公之名的伪书。它其实并不是一部“兵书”，这从熟读此书的张良却从未领兵便不难想见。据说内容是检讨古往今来兴衰成败存亡祸福的历史事实，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如“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之类，结论是应当抛弃儒家那套迂阔无用华而不实的道德规范，“知秉要执本”，“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所以所谓“太公兵法”，实乃“君人南面之术”。这便是黄石公说熟读此书便可为“王者之师”的由来。
不论《太公兵法》的实际情况如何，张良在下邳隐居避祸的那十年，实际上是研究了十年的道家学说，十年的苦读和思考，使他思想大变，逐渐趋于成熟，并形成以《太公兵法》为名的一套“君人南面之术”，立志要做“王者师”。张良前后思想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早年张良尚武，“任侠”，并曾“学礼”。现在张良认识到刺秦的手段只是徒逞血气之勇，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复韩的目标。于是从“任侠”的层次提升为“兵法”的层次，从行动的层次提升到思想的层次。思考的结果是认为夺取和治理天下必须“秉要执本”，这个“要”和“本”就是道家所推崇的“清虚”、“卑弱”那一套。而为了实现“秉要执本”，首先又必须抛弃儒家的仁义与礼学。“黄石授书”的故事，不过是以传奇的形式标志着张良思想的成熟而已。
至于张良第一次在下邳见到刘邦，“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其实自然是多次与刘邦交流十年来形成的思想。多年来张良一直试图与人交流，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理解他。不料这个刘邦悟性奇高，一听便懂，一点就通，而且举一反三，“常用其策”。于是张良不免引刘邦为知己，“遂从不去”，日后张良见“复韩”没有结果，便转而一心一意辅佐刘邦。张良当时并且感叹道：“沛公殆天授！”认为刘邦是个天才。为什么说刘邦是个天才呢？因为刘邦蔑视儒生，不习文学，长期持读书无用论，据说“刘项从来不读书”，没准刘邦见到张良时还是一个文盲，然而张良经过十年苦读、钻研和深思得出的理论，刘邦凭着本能和悟性就达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的张良，好似那个“借问别来太痩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的杜甫，于大唐天宝三年在洛阳第一次遇到了天生就会作诗的李白，立即佩服得五体投地，竟然自愿改变路线，随之东下，然后赞叹李白的诗歌：“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张良是贵族子弟，刘邦是平民百姓，看来出身大不相同，然而他们命运相似。张良幼年丧父，按照《史记·留侯世家》所记的时间推算，张良有可能是一个遗腹子，没有父亲；而刘邦作为一个私生子实际上也没有父亲。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他们都没有“超我”，所以他们的性格都比常人少了一种约束的机制，胆大妄为，无父无君，天生反骨，具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他们都是那种胸有大志，心怀天下，不顾家室的人。张良最初的目标是寻求刺客刺秦复韩，刘邦最初的理想是做信陵君那样礼贤下士威震天下的人物。张良为了报仇，弃家人于不顾，连弟弟死了都不管；刘邦为了起义，只从家里带了一个母亲出来，结果还让她在兵荒马乱中死于非命，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在野外以空棺为母亲招魂，据说是招得了一条赤蛇。张良不声不响地在下邳隐居了整整10年，苦读深思，结论是要做“王者之师”；刘邦“大隐隐于市”，老老实实地做了整整15年沛县泗水亭长，后来一度亡命潜伏于芒砀山泽之间，设计前程，结论是“大丈夫当如是也！”张良有刺杀秦皇之举，刘邦有放纵秦徒之举，一般的敢做敢当，豪气干云。张良有“黄石圯上授书”的奇遇，刘邦则有“东南有天子气”、“赤帝之子斩白蛇”的传说，一样的神神秘秘，奇奇怪怪。他们都不甘寂寞，伺机而动，静观默察，顺天应势，借着陈胜、吴广起义的机会而“兴”，而且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景驹自立为楚假王”，正可以利用来作为举事的招牌，想要前去投奔。
张良和刘邦的行事风格也相似。他们都是具有高智商的人物，有头脑、有思想，做事决不冲动，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比较注意方式方法。张良不愿与秦始皇光明磊落地单打独斗，宁可偷袭狙击，不惜使用暗器，不惧落荒而逃为人留下笑柄，可谓“大行不顾细节”。张良在下邳躲藏了十年，心甘情愿地为无名老人拾鞋穿鞋，三次赴约而锲而不舍、毫无怨言，可谓“忍辱负重”。刘邦也有相似的表现。鸿门宴之上，敌强我弱，正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刘邦为保住小命，先是对项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继而借“如厕”之机而脚底抹油，简直颜面扫地，毫无英雄气概。可是这个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大行不顾细节、毫无英雄气概的刘邦，却为后人留下了数百年的汉家江山，而那个一味逞英雄气概的项羽，结局与荆轲一模一样，仅仅给后人留下了审美的资源和写诗的材料：“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楚汉相争之时，项羽与刘邦在荥阳隔着一道后人称之为“楚河汉界”的鸿沟对峙良久，陷入僵局，楚军常有断炊，士气低落，开小差的越来越多，项羽急了，便差人传话，向刘邦叫板：“这些年来天下骚扰不安，全是由于你我二人在较劲。现在我愿意与你单打独斗，一决雌雄，别让天下百姓再为此受苦了。”刘邦呵呵一笑：“我刘邦斗智不斗力。”老谋深算的刘邦，哪里愿意表现什么毫无意义的个人英雄主义！有人向项羽献计，在阵前把刘邦的父亲绑在油锅之上，刘邦若不投降，就把他父亲给烹了，他若见死不救，岂非向天下公开宣布自己不孝？不料刘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呵呵一笑：“当年我与项王一起侍奉怀王，约为兄弟。所以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如果项王一定要烹杀咱们的父亲，可别忘了分一碗肉汤给我！”如项羽这等注重名声爱惜羽毛之人，可不愿把自己的父亲给烹了。刘邦不过嬉皮笑脸三言两语，立即使高度紧张的局面瞬间斗转星移，可谓随机应变，举重若轻。
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一。○另，现当代又有多位同名人物。○张良亦可作为地名，河南鲁山有张良镇。中文名：张良别名：子房国籍。
刘邦此人，自恃卑弱，不欲逞强；斗智不斗力，尚谋不尚勇；“忍为上”，“曲则全”，“柔弱胜刚强”。当刘邦在阵前对项羽说出那番千古难得一见的奇论时，他显然是把儒家的那套迂阔无用的孝悌、仁义之说抛到九霄云外的。刘邦向来蔑视儒生，动不动就骂“竖儒”、“鲰生”，“坏我大事”，还扬言要把他们的帽子拿来当夜壶用；最讨厌儒家的那一套虚情假意、繁文缛节的礼制，即使当了皇帝，所定朝仪也要越简易越好。刘邦和张良一道，多次对敌人不仁不义，不忠不信。宋儒杨龟山评论道：“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底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令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出，可畏！可畏！”峣关之战，张良劝刘邦出尔反尔，使刘邦抢先进居咸阳，竖子成名；鸿沟之约，项羽退兵，张良鼓动刘邦背信弃义，突施暗算，回军杀之，然后调兵遣将，陷项羽于四面楚歌，穷途末路。所有这些，都是《太公兵法》之“绝去礼学，兼弃仁义”原理的活生生的演示。
人说张良和陈平乃是刘邦的“智囊”，这自然是不错的，只是张良并不是刘邦随身携带的口袋，简直就是直接长在刘邦身上的脑袋。刘邦自己也有头脑，有思想，有智慧，而且刘邦的智慧可能还在张良之上，只是他长年忙于征战和管理，没时间仔细思考问题，于是由张良代他去想——这就是“良多病，未尝特将兵，常为画策臣，时时从”的奥秘所在。在刘邦的所有开国功臣之中，以张良的性格、天资、经历与刘邦最为接近，张良总是能够洞悉刘邦的心思，因而他所思考出来的结果，与刘邦自己去想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这就是刘邦对张良言听计从的根本原因。刘邦自成为“沛公”以来，突破秦关，进居咸阳，返军巴蜀，占据关中，还定三秦，联合三杰（韩信、英布、彭越），孤立项羽，击杀项羽，夺取天下，整个过程的每一个重要步骤、每一个辉煌战果，几乎都是张良和他共同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张良和萧何一般的“未尝有战斗功”，可是“宜列第一”的萧何仅封赏食邑八千户后加封二千户，而张良的待遇是刘邦一开始就让他“自择齐三万户”的道理所在。要知道，齐在诸侯国中可是一块肥肉，其重要性仅次于关中，后来刘邦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刘肥封到那里的。
张良是一个特别睿智的人。张良（约公元前250—前186年），字子房，汉族，颍川城父（今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臣，与韩信、萧何并列为“汉初三杰”。他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
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熟读道家经典的张良岂有不知？于是张良十分谦虚，自称他的功劳都是侥幸而致，然后张良回忆起当年他和刘邦在留县的那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初次相会，正是在离开下邳前往留县投奔景驹的路上，张良遇到了刘邦，并且归附了刘邦。“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于是封留侯，食万户，与萧何、曹参相当。晚年的张良益发谨守功成身退之道，与朝廷保持距离，对外称病，闭门不出。在家里练气功，学导引，据说能够辟谷不食。虽非山中宰相，却是朝中隐士。
刘邦是好色之徒，晚年又有新宠，这新宠就是著名的戚夫人。戚夫人能歌善舞，是少数载入史册的汉代舞蹈家之一。其实刘邦本人也能歌善舞，也是载入史册的舞蹈家。汉十二年，刘邦平定黥布叛乱，回师经过故乡沛，在沛宫设宴，召集父老乡亲子弟饮酒，还教当地的一百二十个少年唱歌。刘邦酒酣，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拔剑起舞，泣下数行。那一百二十个少年齐声应和，拔剑伴舞。当时场面慷慨悲凉，极为感人。刘邦死后，惠帝以沛宫为高祖庙，刘邦的《大风歌》便成了沛宫的祭祀乐。当年随刘邦载歌载舞的那一百二十个少年，也令他们专门从事乐舞工作，有了缺额，立即补上。汉代祭祀刘邦，此后便一直采用《大风歌》，并保持“皇家舞蹈团”的人员为一百二十人。
刘邦既然迷恋戚夫人，接下来自然便是打算废掉太子刘盈（吕雉的儿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大臣们劝阻无效。吕后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起那个已经年余不见踪影的张良，这人的面子大得很，当年刘邦不是最相信张良、最愿意采纳张良的建议么！吕后便派自己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请张良出面。
吕释之对张良说：“您是皇上的亲信谋臣，现在皇上想要更换太子，您岂能高枕而卧？”张良推辞道：“当初皇上是由于数次处于危急之中，才有幸采用了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情形自然大不相同。更何况现在是皇上出于偏爱想要更换太子，这是人家骨肉之间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啊！这种事情，就是有一百个张良出面，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吕释之恳求张良务必出个主意，张良不得已，只好说：“这种事情，光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恐怕难以奏效。我看不如这样吧！我知道有四个人，是皇上一直想要罗致而又未能如愿的。这四个高人年事已高，因为听说皇上一向蔑视士人，因此逃匿山中，不作汉臣。然而皇上非常敬重他们。如果请太子写一封言辞谦恭的书信，多带珠宝玉帛，配备舒适的车辆，派上能言善辩之人去诚恳聘请他们，他们应该会来。然后以贵宾之礼相待，让他们经常随太子上朝，使皇上看到他们，这对太子是很有帮助的。”于是吕氏兄妹和太子当真把这四个后人称之为“商山四皓”的老人请来了，把他们安顿在建成侯的府邸里。
“商山四皓”又是神秘人物。这四人看来属于隐逸之流，不比作为精灵怪物的“黄石”那般怪诞神奇，然而“四皓”的神秘性一点也不比“黄石”逊色，正如黄石公根本无从考证，甚至乃是子虚乌有，历史学家对于所谓的“商山四皓”的存在也多取怀疑态度。如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曾有专论批驳。关于这“商山四皓”，大概有三种可能：一、这四个人物确有其人，而吕后和太子也确实将他们请来了；二、这四个人物乃是一种江湖传说中的著名人物，而刘邦是知道这种传说的，因此张良献策，让吕氏兄妹随便找来四个老头冒名顶替;三、这四个人物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当年张良向刘邦谈论“沧海君”、“黄石公”之类人物时曾经提起过，而刘邦对这种人物记忆深刻，心向往之，因此张良让吕氏兄妹随便找来四个老头冒名顶替。
假如是第一种情况，则不免令人起疑：就连当今皇上刘邦都延请不至的世外高人，岂能以太子的名义一请便到？退一步说，就算真的被太子请来了吧，何以却不直接追随太子身边，而是“客建成侯所”？“客建成侯所”容易让人推想，所谓“商山四皓”其实只是张良的障眼法和吕氏兄妹的花招。第二、三种情况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张良利用刘邦迷信鬼神、敬畏奇异的心理，从中大做文章，今日以“商山四皓”的名义打消刘邦更换太子的念头，一如当初初见刘邦时用“黄石”和“太公兵法”的名义劝以“君人南面之术”。
所以不管“商山四皓”的实际情况如何，晚年张良在这一事件中，仍然体现了他人所不及的独到才能和前后一贯的行事风格：对刘邦的性格了如指掌；决不正面冲突，逆风而上；将自己隐身于背景之中，预留退身之道。
现在已经到了真正要退场的时刻。张良回顾自己的一生：“我家五世相韩，韩国灭亡之后，我不吝万金家财，替韩国向强秦报仇，令天下为之振动。如今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王之师，封万户，位列侯，已经做到了一个布衣所能够做到的极致，我已经心满意足。现在我只愿抛弃人间俗事，跟随神仙赤松子云游天下！”
司马迁《史记·留侯列传》写张良之死，只用了四个字：“后八年卒。”妙极！司马迁写得极妙，张良死得也极妙。自古艰难惟一死。死得干净利落尤其难上加难。一般性地理解道家“功成身退”的原理，连中学生都有这种智力，而实践“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的原则，其实也不太困难，除了那个功高震主不可一世却又傻里傻气的韩信，当年追随刘邦的那班老部下全都能够做到，说到底，这样的“功成身退”，不过是一种世俗的、实用的智慧，有如“谦受益，满招损”之类的道德箴言。然而道家的学说，与古希腊哲学家对“哲学”的界定相似，也是一种“习死之术”；道家的“功成身退”，其最深刻的一面，在于最终退出这个气象万千的世界、五彩缤纷的人生，也就是死亡。死亡是人生的顶点，是生命的最为辉煌灿烂的瞬间，只有懂得死的人才真正地懂得生。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人有各种各样赴死的选择。有人死得无可奈何，有人死得恋恋不舍，有人死得惊天动地，有人死得拖泥带水。如此这般偃旗息鼓、无声无息、平平淡淡、轻轻松松地离开了世界，张良真可谓难得善于死的人。
传播虎纠（福州）骑士正能量——自由之翼 虎纠骑士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