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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品回收网我国垃圾回收的二十年坎坷路

作者:user 来源:  日期:2019-08-29 14:14

废品回收提出从1998 年北京市成立第一个有用垃圾回收中心算起,今年已经是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工作的第 21个年头了。如今,随着“垃圾围城”的话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政府接连出台了不少针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法律法规、实施办法,试点从北京、上海等城市逐渐辐射全国,态度也从倡导、鼓励变为了强制。
60 亿吨垃圾催生首批试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内的垃圾问题日益严重。早在 2000 年,全国年垃圾清运总量便已超过 1.4亿吨,且以 8%的速度继续增长。全国无序堆放的垃圾总量多达 60 亿吨,占用土地 5 亿平方米,不仅严重污染大气和地下水资源,更有引发气体爆炸事故的隐患。
 
在此背景下,当年,建设部出台《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首批确定了八个试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桂林,从此拉开了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的序幕。

自此以后,废品回收网谈到我国垃圾分类处理工作经历了三轮阶段性尝试。北京市的示范作用尤为明显。在前期摸索阶段,由于我国垃圾分类方式没有统一标准,效果甚微;随后,借助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契机,这一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北京加大了在分类收集方面的入,在北京奥运期间,基本实现全部场馆的垃圾分类收集。2009 年,北京趁热打铁出台了一系列垃圾分类实施办法,逐渐将以厨余垃圾为主的分类方式纳为重点。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还重启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实施工作,在 15 个小区、59 家党政机关及学校进行试点,建立了一支拥有 147 名分类指导员的队伍,以提高源头分类质量。
在整个“十二五”期间(2011 年—2015 年),全国垃圾分类处理工作进入新阶段。在总结前两个阶段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分类效率不高等问题,相关部门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和措施。同时,多的城市加入进来,继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例如,北京市共创建了3759 个达标小区,并在此基础上打造精品小区,完善垃圾分类硬件设施,同时加大宣传动员力度。上海市政府启动了《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
共覆盖居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分类场所万余个,居民 205 万户。广州市在 6 个小区(机团单位) 正式启动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试点工作,全面深化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理。南京市政府施行《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对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及处理作出规定,并强调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宁波市出炉《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与循环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范围的全城覆盖。垃圾分类 谁来负责对于垃圾分类工作而言,厨余垃圾的处理一直
是道颇具中国特色的难题。佳肴固然美味,可残羹冷炙汤汤水水,不仅数量庞大,其中的有机物,更会加速变质,甚至污染垃圾
中的可回收物,着实令处理者犯难。

早在 2005 年,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市市政管委就出台了《北京市餐厨垃圾运输处理管理办法》,2009 年,又正式下发了一系列关于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文件,在原先垃圾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二分法”基础上,增添了厨余垃圾分类,并尝试打造试点鼓励居民把垃圾分为干湿两类,以便后续末端处理资源化再利用。然而,更棘手的问题反而来自于前端。
尽管北京市已在各小区放置有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三类垃圾桶,但每天清晨,所有垃圾桶中的废弃物都呈无序状态,垃圾分类的宣传板沦为摆设。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敬华告诉记者:“原本,小区里的垃圾分类指导员的职责是对居民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和监督,但后来却退化成每天从居民随意投放的垃圾袋中,徒手捡出厨余垃圾,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杭州的社区垃圾分类督导员杨建承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多年的生活习惯难改变,居民的自主性还比较低。加之,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人口流动性强,在小区租住的外来人口没有接受宣传指导,常常不知道如何分类。2015 年,《中国青年报》曾对我国垃圾分类现状进行网络调查问卷,在2000 名受访者中,仅38.2%表示自己一直在坚持分类存放、投送垃圾。而这只是当前垃圾分类困局的一个缩影,背后隐藏的,是整套垃圾分类流程执行前端的根本性漏洞—责任不明。分拣垃圾到底该由谁负责?是生产垃圾的居民,还是拿着管理补贴的保洁人员?有评论认为,居民所交的物业费中已包含垃圾处理费用,可数量有限的垃圾分拣员显然无法负荷如此庞大的工作量。

在这一点上,上海市的探索更有借鉴意义。在上海,多年来的宣传教育和活动开展,使得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有了极大提高,早在 2007 年的万份抽样调查就显示,公众对垃圾分类观念知晓率达到 90%。“四环”如何成“一线”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还不止于前端。一方面,当前我国的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普遍面临垃圾处理能力跟不上垃圾增长速度的局面。2016 年,北京平均每天产生 2.38 万吨生活垃圾,同比增长了 2100 吨。据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介绍,目前北京几个主要垃圾处理场地均在超负荷运行,有的负荷率甚至达到 230%。
 
另一方面,北京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仍存在“先分后混”的现象。有居民质疑:我们将垃圾分类之后,怎么就来了一辆垃圾车把所有垃圾一起拖走了?
 
废品回收网提出这暴露出垃圾分类流程执行后端的漏洞—配套机制不健全。
 
“虽然北京的垃圾分类进行了很多年,资金也投入不少,但效果确实不太理想,症结就在于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路。只是先做前端分类,而后端的整个体系,包括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等环节都没有打通,所以工作就只停留在表面。”北京环卫集团城市微环境公司运营事业部副部长孙璎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北京零废弃发起人毛达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困难,关键是要把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这四个环节连成一条线。
 
“十几年来,我们除了在‘分类投放’上做了些工作,后面三个环节都没做。”在这方面,北京环卫集团经过多年来对“大环卫、全覆盖、一体化”服务模式的探索,已初步形成了集布网、收购、增值、集运、处置于一体的“京环模式”,初步形成了健全的整套垃圾分类处理机制。激励与处罚 两手都要抓,通过激励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培养居民养成由随手“扔”变成随手“分”的习惯由此堵住垃圾分类前端的漏洞;通过搭建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环节的配套机制,监控各类垃圾最终的处理流向,进而解决垃圾分类后端的问题,这是否足以形成垃圾分类回收的闭环?
 
2016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建部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8 个月后,正式实施方案下发。方案要求,在全国46 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 2020 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评论认为,国家此举 ,明为“强制”,暗则为“保护”—针对垃圾分类难 以产生持续性效果这一老大难问题,提供法律法规的保障。要 实现强制执行的效果,既要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也要用处罚机制来强化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所长宋国君说,生活垃圾要在源头进行强制分类,不分类要被处罚,只有这样,长此以往,民众才能建立起环境友好意识,垃圾分类才得以成为每个人的习惯。“此外,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资金机制,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反复宣传教育,以及给予对厨余垃圾、可回收物进行资源利用的企业一定补贴,动员更多力量参与其中。”
 
在这一点上,广州市无疑最有发言权。2011 年,当地就推出了国内首部针对垃圾分类的法规。
 
2018 年 7 月 20 日起,为推进各行各业参与垃圾分类,广州市城管委联合各部门举办新出台的《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普法培训。广州市城管委分类管理处负责人彭自良介绍,广州市城管部门正联合住建部门,构建垃圾分类诚信体系。以后执法中如发现物管企业未参与或不愿配合分类,可通报住建部门记入诚信系统。被记入诚信系统的物管企业,日后在广州从事经营行为时,或因不良诚信记录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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